刘金松 朱秋平

海德格尔曾以“座架”这一哲学概念警示世人,技术并非纯然中立的工具,它作为展现方式,对存在本身构成一种深刻遮蔽。而今,当人类文明加速迈入数智时代,技术已从工业时期单一的功能性“解蔽”,悄然蜕变为规训主体的“存在之网”。近代哲学所确立的“人为自然立法”的先验主体性,在数据量化、算法支配与智能替代的技术逻辑冲击下摇摇欲坠;马克思所揭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人之类本质,亦在日趋弥漫的数字异化迷雾中渐显模糊。

面对人与技术主客体关系的剧烈解构、新旧范式转换的适配性断裂,仅停留于技术批判或伦理呼吁,无法触及问题的深层肌理。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高地,融汇存在论的本体追问、辩证法的矛盾分析与“知行合一”的东方实践智慧,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巨大张力场中,深刻探析数智时代主体性嬗变的内在机理。这不仅是理论建构的必然要求,更是回应时代症候、找寻人类精神家园的现实急需。

一、存在论重构:从主客二分到人机互嵌的本体跃迁

人作为主体,其核心规定性,在于作为实践存在的目的性与自在性的高度统一,也可以理解为人既是自我目的的确立者,亦是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实现者。人与技术关系的嬗变,正是这一主体性本质不断外化与投射的形态变迁。

传统技术观的主客二分范式。在传统工业文明的坐标系中,蒸汽机与机械装置的轰鸣,完全受制于人的操作意志,工具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的意义生成能力,技术始终被安置于“客体工具”的外在维度。它是人改造客观世界、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被动中介。彼时,人与技术之间横亘着清晰的主客边界:人是目的发出者与价值赋予者,技术仅是主体目的的对象化载体。劳动过程,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确证,始终荡漾着主体的创造性与主观能动性之光。

存在范式的结构性跃迁。数智时代的降临,从根本上瓦解了沿袭已久的主客二元结构。技术与人的关系,正从“外在使用”转向“内在互嵌”,从“工具性联结”升维为“结构性共生”。这一深刻跃迁,在三个递进层面次第展开:

首先是从“工具存在”到“结构存在”的范式转型。推荐算法在用户点亮屏幕前已编织好认知路径,智能系统在劳动者踏入工位前已规划好行为轨迹。技术已不再是被动的“手的延伸”,而是主动构筑人的感知框架、决策依据乃至行动空间的先验结构。人在使用技术之际,已然被技术预设的存在方式悄然规制。其次,主体目的性与技术逻辑性的博弈失衡。当冰冷的技术逻辑深度嵌入人的认知、决策与价值判断后,“用户画像”悄然置换自我认知,“算法推荐”无声消解自主选择,“绩效评分”全面规训劳动过程,主体丰富的内在目的,便岌岌可危地让位于技术的外在规则。人的个性化、创造力与超越性,被标准化、程序化的技术范式所挤压,由此形成“技术规定存在、规则主导实践”的存在论悖论。其三,人本价值与工具价值本体错位。数智语境下,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工具效率成为核心追求,流量数据成为万能评判尺度,而人的精神需求、价值追寻与本质发展却被系统性地边缘化。这一价值根基的错位,正是数字异化得以生成的存在论根源。

共生关系的辩证勘定。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洞见,上述异化图景并非数智技术与人类共生的必然宿命,异化劳动的根源不在劳动本身,而在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数智技术与人的深度融合,究其本质,仍是人类本质力量在更高阶段上的自我外化与自我确证的新形态。当前,问题的症结在于技术理性的僭越、人本存在论立场的缺失,以及传统主体性范式在新型主客共生关系中的适配性危机。这一辩证判定,为我们同时超越技术悲观主义的消极哀叹与技术乐观主义的盲目崇拜,提供了坚实的逻辑支点。

二、辩证机理:技术赋能与异化张力的深度透视

数智时代主体性的嬗变,绝非单面向的沉沦或凯歌,而是技术解放性与异化性的辩证统一,是现代技术悖论的典型具象。任何单向度的评判,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对理性的盲目崇拜,还是技术悲观主义对未来的消极否定,都无法把握这一变革的深层哲学本质。

正向赋能:主体性历史性跃升的客观进程。从生产力发展的长时段视角审视,数智技术是人类实践能力与本质力量的极致延伸,这一延伸,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动主体性的历史性跃升。马克思深刻揭示,人的主体性发展长期受制于生产力低下与强制性分工的桎梏,传统分工体系造成了人的片面化、畸形化发展。但是,数智技术通过系统性地替代重复性体力劳动与程式化脑力劳动,为打破这种桎梏提供了物质前提。尤为关键的是,数智化所释放的自由时间与创造的广阔空间,使人的实践从片面的“谋生”逐步走向自由的“乐生”,彰显了技术在人类解放史上的客观进步性。

反向异化:技术理性独断与资本逻辑裹挟的双重规训。技术理性的独断化与数字资本的逻辑裹挟,正合力催生主体性的深层消解。在技术维度,数智技术以精准、高效、量化为圭臬,客观上排斥着人的情感温度、价值判断、个性特质与超越性追求。丰富多元的人类实践,被简化为可计算的数据流与可优化的算法模型。“绩效至上”取代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关怀,“数据画像”遮蔽了人的具体丰富性。主体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不自觉地沦为技术巨链上的标准化节点。资本维度,数字资本将数智技术直接转化为价值增殖的利器。通过垄断数据、算法与算力等新型生产资料,平台资本实现对数字劳动的无偿占有,用户的每一次点击、浏览与互动,都化作了被无偿征用的“数字剩余劳动”。技术服务于人的初衷,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异化为支配人、规训人的异己力量,形成“技术愈精进,主体愈彷徨”的现代悖论。

辩证统一:技术的社会历史性本质。二者的辩证交织揭示了一个核心结论:数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实践载体,其解放性与异化性并非技术的固有内在属性,而是技术应用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技术赋能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必然,而技术异化则是特定生产关系与资本逻辑失衡的现实结果。二者的对立统一,构成了数智时代主体性嬗变的核心内在动力。因此,主体性的重构不是要否定技术、退回田园牧歌的幻象,而是要在“扬弃”的哲学高度驾驭技术理性,在赋能与发展的对立统一中,重塑现代主体性的辩证平衡。

三、内在矛盾:主体性沉沦的多重逻辑剖析

数智时代人的主体性困境,绝非偶然的症候,而是多重内在矛盾交织叠加的系统性哲学后果,是主体实践与技术范式、主体认知与数字环境、主体价值与量化逻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

认知自主与算法规训的认识论矛盾。人的认知主体性是依托独立思辨、批判反思与主动建构得以实现的。然而,算法推荐系统与信息茧房效应,正构筑起一个封闭的认知生产范式。个体的认知过程,从“主动建构世界图景”退化为“被动接受信息投喂”,批判性思维在碎片化的推送中逐渐钝化,独立判断在“精准匹配”的舒适区中日益萎缩。更为深层的危机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改写知识生产逻辑。当论文可由AI生成,创作可由算法完成时,认知活动的主体性归属便面临根本性质疑:究竟是人通过技术认识世界,还是技术借人之名“代理”认知?这一认识论层面的主体被动性,从根基上弱化了人的自主理性能力。

自由实践与数字异化的实践论矛盾。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实践是人的类本质。数智时代数字劳动的泛化、碎片化与无偿化,却从根本上打破了实践的自主性与完整性。以外卖骑手为例,劳动过程被拆解为接单、取餐、配送的标准化流程,每一环节都被系统预设并实时监控,创造性劳动让位于机械性操作。更隐蔽的是,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创作、情感分享等,那些本属自由实践的领域,正被平台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和可变现的商品。主体无法完整占有自身劳动成果,无法在实践中确证自我价值,实践层面的类本质异化,成为主体性困境的最深刻症结。

多元价值与量化逻辑的价值论矛盾。人的主体性价值,拥有不可还原的多元性、精神性与超越性,也恰是情感的深度、品格的境界、创造的灵韵,以上的特点,从本质上是拒绝被单一量化的。然而,数智时代,“点赞数”定义社会影响力,“KPI”裁定职业价值,“数据画像”取代丰满的自我认同,以流量、评分、排名为核心的单一评价逻辑,正系统性地消解人的多元本质价值,人的存在被简化为可计量的数字符号,自我认同日益依附于外在的数字评价体系。这种价值维度的单向度化,直接引发深层的价值迷失与精神空心化,从根本上解构了主体性赖以维系的内在价值世界。

认识论的被动化削弱了反思能力,实践论的异化剥夺了本质确证渠道,价值论的单向度化摧毁了主体认同根基。三者交互强化、螺旋下沉,其共同实质是传统主体性范式无法适配数智文明新实践的结构性矛盾,是技术快速迭代与人的发展相对滞后的历史性落差。

四、重塑之路:在“知行统一”中实现主体性的内生重构

从知行辩证的哲学视域观之,人的主体性并非静态既定的抽象属性,而是在认知与实践的辩证运动中动态生成、持续重塑的历史性存在。认知是主体性的思想根基,实践是主体性的现实确证,知行统一的辩证运动,已成为数智时代主体性内生重构的核心枢轴。

认知祛魅:从“技术依附”走向“理性自觉”。“知”的核心,在于培育主体的数字批判理性,不断冲破技术盲从与认知茧房的思维桎梏。要深刻认识到算法不是价值无涉的中立工具,而是承载着设计意图、资本逻辑与权力关系的技术和社会复合体。唯有形成对数据逻辑、算法机理与系统局限的清醒洞见,建立自主、批判、理性的数字认知范式,防能从思想深处重塑主体意识。

价值复归:于“数字洪流”中守护精神高地。“思”的维度,是连接认知与实践的升华环节。在海量信息与智能推送的裹挟中,主体必须通过持续的自我反思与价值研判,厘清技术便利与主体自由、虚拟存在与现实本质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需要警惕并践行必要的“数字修身”,有意识地脱离信息过载,葆有“离线”的静观与沉思能力,守护批判性思维的空间。在价值层面,须臾不可忘记“人是目的”的根本准则,铭记数字技术应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真实幸福,而非使人沦为数据的奴仆。通过这种价值自觉的省思,方能破除单向度的功利化迷思,实现主体精神境界的自我升华。

实践确证:在“虚实共生”中实现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实践哲学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主体性的最终重塑,绝不能停留于认知与思辨,必须回归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数字虚拟实践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实践疆域,但它绝不能替代现实实践的具身性价值,那些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双手创造的工艺智慧、置身自然的审美体验,皆是算法无法模拟、不可替代的主体性确证方式。主体必须坚持虚实辩证,以现实实践为根基,以数字实践为拓展,在创造性的劳动中确证智慧,在社会性的交往中涵养情感。与此同时,应积极推动数据确权、算法透明化、数字劳动权益保障等制度的创新实践,为主体性复归提供结构性支撑,最终实现主体性的完整建构与全面重塑。

数智时代的主体性困境,本质上是在创造新文明形态的征程中,传统自我理解范式与新型存在方式之间的暂时性断裂。破解这一历史性课题的钥匙,不在于怯懦地拒斥技术、退守前现代的幻象,也不在于悲观地放弃主体、屈从于技术理性的单向统治。其关键出路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指引,在驾驭技术理性与守护人本价值的历史性实践中,完成主体性的自我扬弃与辩证重建。

当人类能够在充分享受数智技术磅礴赋能的同时,始终保持“人是目的”的崇高价值自觉,始终坚守自由自觉的实践本质,在认知祛魅、价值复归与实践确证的辩证统一中不断重塑自身,那么,数智时代非但不会是主体沉沦的“铁笼”,反而会成为通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境界的历史之门。这一主体性的重构,既是时代托付的深刻哲学命题,更是落在每一个数智时代公民肩头的实践担当与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