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声音走出去AI创新行动大会”在北京落下帷幕,它所激发的思考早已超越了一场行业会议的范围。这场汇聚了政策、产业、技术与文化前沿智慧的高规格会议,其真正价值并非仅仅展示了AI与国际传播结合的各种可能性,而是如同一个清晰的路标,为深处变革焦虑中的媒体行业,指明了一条名为新时代新型主流媒体“效能重构” 的坚实路径。

长久以来,主流媒体,尤其是肩负特殊使命的国家级媒体,其转型探索常常陷入一种结构性困境:一端是必须坚守的内容本位与舆论安全红线,这是不可动摇的根基;另一端则是在互联网浪潮冲击下,对流量数据与商业模式的焦虑追逐。两者之间的张力,让许多探索显得小心翼翼甚至步履蹒跚。而此次大会的系统性策划与呈现,则清晰地提供了一条跳出这一非此即彼二元困境的第三路径。

它深刻地指出,在人工智能从底层逻辑上重塑全球信息传播规则的今天,真正的变革已不再是简单的技术嫁接或商业变现,而是需要对媒体,特别是国际传播这一核心使命,进行一次彻底的、系统性的 “效能重构” 。这绝非旧有媒体商业化思路的回潮,而是在绝对坚守舆论主阵地、维护国家利益与媒体公信力的根本前提下,发起的一场从思维、工具到生态的全面能力升级。其核心命题直指关键:如何将国家战略所要求的宏大叙事影响力,转化为可精准部署、可科学评估、可持续运营的现代化能力体系?

这场大会,正是这份系统性变革蓝图的一次全景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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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

走出“坚守”与“流量”的二元困境

当前,主流媒体面临的挑战是复杂且多维的。一方面,内容的权威性与导向的正确性是生命线,必须坚守;另一方面,在算法主导、众声喧哗的国内外舆论场中,缺乏传播效能和受众触达的“坚守”,其影响力可能被无形消解。然而,若单纯转向以流量和即时商业回报为目标的模式,又可能损害长期积累的公信力与品牌价值,与主流媒体的根本属性相悖。

这一困境在人工智能时代被进一步放大。AI技术不仅改变了内容的生产与分发效率,更深层次地,它正在重塑受众的认知模式与舆论场的博弈规则。传统的、依靠规模覆盖的“广播”式传播,或是对热门流量模式的简单模仿,在这种复杂认知博弈系统中日渐乏力。“重阵地、轻效能”可能导致传播力无法有效转化为影响力;“重流量、轻导向”则可能迷失核心价值,两者都无法单独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那么,出路何在?本次大会给出了明确而有力的回答。

“我们策划这次大会的初衷,正是为了寻找那个关键的破局点。”大会的核心策划者、新华社国家重点实验室科创中心的叶卉主任说,“我们认为,答案在于重新定义工作的核心——从规模与声量,转向效能本身。效能重构,就是在不触碰任何政治红线与新闻伦理底线的前提下,大胆运用一切可用的合法合规技术手段与市场化学理,系统性地提升国内国际传播的精准性、穿透力与可持续性。 其目标,是将国家战略的宏观要求,扎实地转化为一套可部署、可评估、可迭代的现代化能力体系。”

这一定义,标志着思考层次的跃升。它不再纠缠于“要不要做”的争论,而是聚焦于“如何做得更好、更聪明、更持久”的解决方案,从而开辟了一条既能巩固主流阵地,又能赢得人心、赢得市场的第三路径。这也正是当前国家强调“把经济宣传摆在重要位置”的深层逻辑——唯有通过“效能重构”,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宣传从“文件气”到“接地气”、从“重政策宣读”到“重共识构建”的实质性提升,使其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稳定社会预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效舆论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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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柱

四大支柱如何系统性解答“效能重构”

叶卉主任提出的“效能重构”并非一个空洞的概念,它需要坚实的能力支柱作为支撑。本次大会精心设置的四大对话板块,恰恰构成了支撑这一系统性工程的四大核心支柱。

一是人文共情支柱,解决“认同效能”。 这是效能转化的重要接口。以国际传播为例,其最高障碍往往不是语言,而是文化心理与价值认同的隔阂。此支柱直指问题的核心:如何让中国故事不仅被“听到”,更能被听懂和认同?AI等技术的作用,在于将跨文化共情从一种难以把握的“艺术”,部分转化为可分析、可优化、可适配的“科学”。通过对不同文化语境叙事语法、情感偏好与符号系统的解码,实现叙事策略的精准映射,让传播直抵人心。

二是经济协作支柱,夯实“根基效能”。 这是传播可信度的压舱石。它揭示了一个硬道理:脱离共同利益与务实合作的叙事是脆弱无力的。此支柱强调,传播必须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共同发展项目的宏大叙事中。当“中国声音”与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民生改善、技术升级等实实在在的“中国贡献”紧密同频时,发展成果本身便构成了最无可辩驳、最具说服力的叙事。这不仅要把宏观政策转化为市场语言与民生故事,更要在国际层面将中国的发展实践转化为可理解、可信任、可合作的全球公共产品。 叶卉主任对此深有感触:“国际传播不能是悬浮独白。它必须与经济发展的脉络、与合作共赢的故事血肉相连。这才是最深厚、最持久的公信力来源。”

三是科技共创支柱,打造“杠杆效能”。 这是放大整体效能的力量倍增器。它要求主流媒体将自身在舆论感知、智能生产、精准分发等领域积累的核心能力,进行产品化与平台化改造。如同大会发布的“沃观”“沃创”等系统,其意义在于将国家队的前沿技术能力,封装成标准化、模块化的工具,赋能给更广泛的内容创作者、研究机构与合作伙伴。“我们追求的,不是自己唱‘独角戏’,而是搭建一个‘大舞台’。”叶卉主任解释,“通过提供这些‘工具箱’,我们可以指数级地放大中国叙事的整体声量,形成协同创新的生态合力,而不仅仅是增加自己的音量。”

四是绿色共生支柱,抢占“定义效能”。 这是塑造未来的“规则制定权”,代表了效能的最高层级。它超越了对具体事件或政策的解释,瞄准了关于人类未来发展的元叙事。通过积极参与乃至引领可持续发展、数字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等领域的国际标准、规则与评价体系的建设,将中国的实践智慧与治理理念,转化为普遍接受的国际语言与框架。谁掌握了定义“绿色”“公平”“安全”的话语权,谁就在道义和规则的制高点上占据了主动。

这四大支柱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共情赢得人心,协作奠定利益,科技提供杠杆,话语定义未来。它们共同指向一个目标:构建一个稳固、弹性、可持续的现代化国际传播能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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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势

从“能力支柱”到“生态平台”的范式革命

新时代新型主流媒体“效能重构”的深远意义,绝不止于媒体内部能力的线性提升。它的最终指向,是驱动主流媒体完成一次根本性的角色进化与范式革命:即从传统的 “内容的生产者与传播者” ,转向未来的 “国家传播生态的构建者与运营者”。

这一新角色的内涵,在本次大会的诸多成果中已初现端倪。它意味着,未来的主流媒体核心竞争力,将体现在三个关键方面:

制定标准与指数,掌握评价权。通过发布像“国际传播认知扰动生态指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蓝皮书”这样的权威报告,为主流价值的衡量、文化影响力的评估提供科学标尺,从而掌握行业评价的话语权与风向标。跳出传统新闻写作的小圈子,构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四维一体的评估体系,真正以社会接受不接受、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最终标准。

提供基础工具与底座,掌握技术赋能权。将区域国别大数据模型、“沃”系列智能平台等,作为数字公共产品或基础设施开放给生态伙伴,降低高质量国际传播的技术门槛,掌握生态赋能的关键枢纽。

搭建协作网络与契约,掌握生态连接权。推动成立“科创智库联盟”,发起“全球南方数字主权伙伴计划”等,实质上是构建高信任度、高效率的协同网络,掌握连接各方战略资源、促成集体行动的核心能力。

“我们展望的未来,是一个生态驱动的未来。”叶卉主任在展望时总结说,“或许,未来主流媒体的成功,将不再仅仅由发稿量、覆盖率来定义,而更取决于它能否作为一个核心平台,为整个生态创造最大价值、设定良性规则、连接最关键资源。谁能成为这个不可替代的‘生态运营者’,谁就能定义下一个时代的传播格局。本次大会,正是我们对这一未来图景的一次预演和集体召唤。”

至此,“效能重构”的完整逻辑已然清晰:它以突破二元困境为起点,以构建四大能力支柱为柱石,最终迈向塑造全新传播生态的范式革命。这不仅是应对技术变革的解决方案,更是新时代新型主流媒体响应“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号召、落实“把经济宣传摆在重要位置”部署的战略回应。 这不仅是应对技术变革的解决方案,更是新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确立自身历史方位、履行国家使命的必然战略选择。这条第三路径,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