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飞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当孔子将散落民间的歌谣编纂为《诗经》,他或许未曾想到,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竟暗藏着人类最早的“媒介革命”密码。

《国风》160篇中,《七月》《伐檀》等作品以“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姿态,真实记录农时、徭役、婚恋等社会图景,其“采诗官收集—乐官整理—王庭传播”的链条,与今日“记者采访—编辑部编辑—全媒体分发”的新闻生产逻辑惊人相似。

在传播效能方面,《诗经》通过仪式歌咏、外交赋诗等形式跨地域传播,如《小雅·鹿鸣》成为诸侯宴宾的“国际社交语言”,堪比今日国际峰会活动上的官方新闻通稿。  

有当代文化学者分析称,“《诗经》的本质是礼乐制度下的信息控制系统,它以艺术化的表达实现‘观风俗、知得失’的政治功能。”  

就媒介形态演进来看,从《诗经》的“木铎采诗”到今天的算法推送可谓三次跨越。如,媒介载体:竹简·纸张·比特。在《诗经》时代:口耳相传+甲骨金石刻录,信息留存受限于物理载体;15世纪古登堡印刷术:文字批量复制,启蒙思想冲破贵族垄断;到如今的21世纪社交媒体:抖音30秒视频的传播力远超三千年前的“十五国风”。  

就话语权力转移而言,《诗经》范式:“天子省风以作乐”的垂直管控,采诗官是唯一的“职业记者”;现代性裂变:Facebook、Twitter(X)、TikTok、微博、抖音等新媒体社交平台,让普通人成为“公民记者”,平台算法则重构了“数字采诗官”的权力。

若孔子穿越到今天,他或许会在微博发起#赋诗知天下#话题,用“关关雎鸠”的比兴手法暗讽社会问题,却可能因“隐喻过深”被算法降权——这恰是古典传播智慧与数字规则冲突的隐喻。

如就国际传播的古今对话来看,当“赋诗言志”遇见全球新闻专业主义,则存在文化编码的困境与突破。 在《诗经》时代,“蒹葭苍苍”的意象需借助注释才能被楚人理解。而今日CNN报道中国,仍需要“文化转译者”解读“中国关怀”的深层语义。  

从“诗教”到公共外交分析,春秋诸侯赋《诗》明志,犹如当今中国通过CGTN、China Daily等外向型媒体向世界传递“中国故事”的深度叙事。但《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民生关怀,与BBC某些报道中隐含的立场之间的深层差异,揭示了中西方价值叙事的根本张力。

从数据方面洞察分析,剑桥大学有关研究显示,《诗经》英译本在西方汉学界传播时,“战争诗”关注度超“爱情诗”40%,这与西方媒体偏好“冲突性叙事”的惯性高度吻合。

在当今,如若重构传播范式,在“风雅精神”与“全球话语”之间则需激活传统基因,也就是“兴观群怨”的现代转化。如,“兴”(情感共鸣):短视频用《桃夭》式比兴触发共情;“观”(社会监测):大数据舆情分析继承“陈诗观风”传统;“怨”(舆论监督):调查报道延续“硕鼠”刺贪讽喻精神。  

于国际传播方面而言,寻找“元媒介”的文明常数。从《诗经》的木铎之声到5G直播的比特洪流,媒介形态的剧变从未改变一个本质——人类始终在寻找更有效的意义传递方式。当我们在纽约时报广场大屏播放《蒹葭》水墨动画时,实现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媒体融合”,更是中华文明“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与全球传播秩序的深层对话。  

《诗经》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可谓世界上最早的媒体,采诗官亦是最早的记者。

全球视野下的新闻人当有“采诗官”的脚力、“太史公”的笔力,更要有解码文明DNA的脑力。在这个信息爆炸、娱乐至死的时代,或许我们比孔子更需要思考:如何让“思无邪”穿透算法的迷雾,让人类重新“诗意地栖居”。

(作者:董飞,央媒观察员;原系中国新闻社记者、主编;新闻学硕士生导师、研究员;复旦文学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