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系统化建构的新阶段。本文从理论溯源、原理突破与实践路径三个维度,阐释这一原则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发展。研究表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协同范式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二元对立框架,以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动态适配为核心,构建了超大规模国家经济治理的系统方案。这一范式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制度动能,更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了兼具效率与稳定的新型治理智慧。

一、理论溯源: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

西方经济学长期陷入“市场至上”与“政府干预”的二元对立,而中国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实践,实现了对传统范式的超越。这一创新根植于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传统理论对生产力自身的能动性关注不足。经济思想通过“新质生产力”理论,将科技创新、要素配置与制度变革纳入生产力发展的内生系统,重塑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逻辑。早在1997年,同志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中即指出,中国改革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突破与创新”,其核心在于:第一,重构生产力驱动机制,将科技创新从外生变量提升为内生核心,推动生产力质态跃升;第二,优化生产关系结构,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破解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难题;第三,创新制度适配路径,以“六个坚持”原则系统集成经济治理的顶层设计。

“十五五”规划将这一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纲领,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探索实践”迈向“原理性建构”的新阶段。

二、原理突破:新质生产力与制度协同的演进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实现系统性适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正是新型生产关系构建的核心内容。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生性突破

新质生产力从“新”和“质”两个方面实现了内生性突破。其中,“新”在于科技创新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导力量,“质”体现在产业结构的系统性跃升。2013—2023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速达10.9%,基础研究投入占比突破6%,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跃升至第12位。这些量的积累催生了质的变革: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加速布局,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过40%。

(二)新型生产关系的系统性适配

新质生产力要求破除制度性障碍,构建高效协同的治理体系,实现与新型生产关系的系统性适配。在市场主体层面,“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国企与民企形成创新合力。国务院国资委组建24个央企创新联合体,全国工商联推动成立7个民企创新联盟,实现了“国家队”与“生力军”的协同攻关。在治理层面,政府通过制度供给引导资源向创新领域集聚,市场通过竞争机制筛选高效主体,形成“政府引导—市场筛选—产业落地”的良性循环。

三、实践路径:协同机制的构建与优化

“十五五”规划通过制度创新,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治理体系。

(一)有效市场的深化路径

核心是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重点突破三方面瓶颈:

1.统一市场规则:清理妨碍公平竞争的制度障碍,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畅通要素流动:推动数据、技术、资本等要素跨区域高效配置;

3.完善竞争政策:强化反垄断与公平竞争审查,保障市场主体活力。

(二)有为政府的职能重构

有为政府应着眼于宏观稳定、制度供给与风险防控三大领域进行职能重构,重点聚焦于三个方面:

1.创新治理工具:采用产业引导基金、科技创新债券等重要金融工具精准施策;

2.筑牢安全底线:在粮食、能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等关键领域构建风险监测预警与应对体系;

3.优化公共服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基础设施韧性,为市场运行夯实基础。

(三)协同联动的系统集成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协同机制的关键。充分应用法律、行政、财政、税收、金融、信息等手段等产业政策手段,建立政策效果后评估机制并进行动态调整。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协同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共建、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创新与伦理治理框架构建,实现技术创新速度与社会接受度的动态平衡。又如,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采取研发补贴、消费激励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组合,推动技术突破与市场扩张的良性互动。

四、中国贡献: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治理智慧

中国实践打破了西方“小政府—大市场”的教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为全球提供了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治理方案。

(一)市场规模的杠杆效应

我国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内需潜力成为应对国际波动的重要支撑。“十五五”规划通过“惠民生与促消费相结合”“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统一”,推动内需体系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升级。

(二)举国体制的创新效能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我国通过“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的协同机制,实现了高铁、5G、北斗等领域的系统性突破。这种新型举国体制既避免了计划经济的僵化弊端,又克服了市场短期逐利的局限。

(三)区域协同的结构优化

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等战略,推动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形成“多极联动、梯度推进”的发展格局。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广西正探索“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模式,将独特区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

五、结论:全球意义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本质,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效率与稳定的动态平衡。这一范式突破了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机械理解,构建了兼具适应性与韧性的经济治理体系。

中国的实践表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并非只有西方模板,各国应立足本国发展阶段与制度禀赋。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动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通过对这一原则的深化落实,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制度动能,更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市场与政府协同演进的新范式。

未来,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与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双向奔赴”,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的创新效能与抗风险能力,为世界经济治理贡献更具包容性与实践性的中国方案。

(作者:庞卡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