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新珂

在汉画艺术的宏大视觉叙事中,植物图像犹如一位沉默而关键的“述说者”。它们不似四神天象那般昭示宇宙秩序,也不同车马仪仗直接描绘人间荣光,而是悄然分布于墓室穹顶、门楣与壁龛,编织出一套独特的象征语系。长期以来,学界多将其视为装饰纹样或祥瑞符号,这一视角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作为宗教观念与时代精神深度交融的载体功能。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正为突破这一认知困局提供关键证据。山东微山出土的“射爵射侯”汉画图像中,“木连理”枝干相互交缠的形态与汉代宇宙观紧密关联,体现为神话宇宙论的结构模拟;山东沂南汉墓中“莲纹”与“柿蒂纹”的精妙组合,呈现出佛教象征与本土方位观念的空间嵌套;四川德阳县出土的“播种”画像砖中,农业生产图像布局严谨,与《四民月令》所载的庄园经济周期高度吻合。这些汉画图像直观展现了不同信仰在视觉层面的动态融合,共同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学术议题:汉画中的植物图像,实为早期中国多元宗教观念碰撞、融合与重构的“视觉现场”,在图像层面记录了中华文明在定型期如何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解读这一“视觉现场”,正是理解中华文明独特融合机制的一把钥匙。

一、宇宙的镜像:植物图像中的秩序编码与符号建构

在“天人感应”思想浸润的汉代,植物图像成为微观宇宙的视觉模型。它们已经不再是自然的简单摹写,而是经过观念编码的符号,旨在将抽象的宇宙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秩序。

柏树纹样是汉画像中出现最早、数量最多的植物题材之一,在汉画图像系统中,被视为人与宇宙能量交换的媒介、阴阳时空秩序平衡的支点,以及凡人突破生死局限进入永恒宇宙的象征物。往往以常青之形对抗死亡之象,以垂直之姿贯通天地之隔,以神木之格赋予凡人升仙之能,是承载着礼制标识、巫术辟邪、长生信仰与宇宙想象的复合型符号。所形成的图像系统根植于《山海经》神话、周秦礼制与民间巫术,最终融贯为汉代神仙信仰的视觉核心。被赋予“神木”之名的连理树纹样也极为典型,以常青与交绕的形态象征宇宙生命力的永恒与循环,契合汉代对宇宙生生不息的根本认知。山东微山出土的“射爵射侯”汉画图像中,“木连理”枝干相互交缠,形成回环结构,象征着德政与通天之途,承载着在墓葬中引导灵魂升入永恒之境的意义。作为祥瑞组合中辅助元素的蓂荚纹样同样意涵丰富。山东嘉祥武氏祠出土的“蓂荚”纹样,一茎十五荚的形态呼应月相周期。它与黄龙、麒麟等高阶祥瑞并列出现,共同将祠堂屋顶转化为一幅承载天界征兆的静态图像。但“蓂荚”图像已呈现艺术化特征,并非严格的天文记录。虽在祥瑞系统中等级较低,但蓂荚纹样的存在强化了“众瑞并臻,皆应德而至”的观念,暗示理想天象与人间秩序的和谐统一。

二、文明的嫁接:佛教东传与视觉符号的本土化再造

佛教艺术的传入,为汉画植物图像带来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变革。莲花纹样就是佛教东传早期“视觉本土化”的活态标本。在符号再造过程中,莲花保留了形态的忠实性,却经历了功能性转化,最终成为杂糅佛、道、俗三重视野的复合型祥瑞。山东沂南汉墓前室北壁横额画像的莲花图案即为文化嫁接的典范。花瓣层数谨守印度“八瓣莲台”的仪轨,整体轮廓却悄然融入本土柿蒂纹的稳定四方结构。这种“形存异域、意归本土”的改造策略,既尊重佛教原初象征,又契合《淮南子》所载的“四方中央”宇宙模式,使外来宗教符号被无缝纳入中国固有的宇宙图景。在摇钱树纹样中,“莲花”更是从佛教诞生的“净土”符号实现了汉墓“升仙”祥瑞系统的嫁接,本身所代表的佛教意义同样发生了转化。绵阳市何家山二号东汉崖墓摇钱树树叶上,盛开的莲花与凤鸟、白象等符号共存,成为服务于财富、长生等世俗愿望的视觉符号。莲花纹样的演化充分说明,佛教艺术在中国的生根,并非简单的“征服”或“取代”,而是借本土墓葬艺术的神圣空间,以辅助性符号身份参与构建汉代晚期多元杂糅的宇宙观,为魏晋以后独立佛教艺术的兴起埋下伏笔。

三、纹饰之下:庄园经济的视觉叙事与理想图景

汉代庄园经济的发展,使植物图像承载了超越审美的社会功能。它们不仅是自然景物的艺术呈现,更成为新兴经济权力自我论证与理想秩序表达的视觉媒介。四川德阳县出土的“播种”画像砖中,农业图像布局颇具深意。“品”字形的排列方式,与《四民月令》所载田作制度高度吻合,株距尺度亦严格对应汉代田制规范。这种精确的视觉转译,将现实中的土地经营秩序投射至永恒的墓葬空间,从而将经济支配权转化为文化合法性。南阳淅川赵杰娃墓地M42农业生产画像砖以写实手法系统再现“春种、夏耘、秋收”的完整生产链,由此构成庄园经济的视觉叙事闭环,在墓室中永恒循环,确保死者在地下世界持续享用,是循环而非终结的汉代宇宙时间观的经济表达。

四、融汇与共生:汉代视觉体系中的文明基因

在宇宙论的精神建构、异质文化的本土化调适,以及社会经济秩序的视觉化表达共同作用下,汉代植物图像成为观察早期中华文明接纳、融合与再造外来文化元素的珍贵视觉档案。汉画植物图像所形成的丰富隐喻,本质上是汉代社会多元信仰相互渗透、彼此调适的心理结构在视觉领域的呈现。工匠在进行形式融合的同时,也在无意识中实践着深刻的文化协商。这一过程常遵循“借形转意”的创造性原则——外来符号的形态得以保留,核心意义却经历本土化的筛选与置换。汉画图像的多义性与阐释的灵活性,共同维系着一个充满弹性的意义网络,不仅适应了动态变化的文化生态,也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包容、智慧与创新的文化基因。

[作者为南阳师范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教师。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汉画图像中“儒”文化符号的记忆重塑研究”(2024XWH00696)、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强省研究项目“‘以美为媒’器物文化精神的思政价值挖掘与基因谱系构建”(2025JYQS1305)的阶段性成果。]